推荐阅读：《我的叔叔于勒》人民文学出版社译本-《我的茹尔叔》。
一个白胡子老头向我们讨钱。我的同伴约瑟夫竟给了他五法郎的银币。我感到很惊奇。于是他对我说，这个穷汉使他想起一件事，这件事他一直记在心上，念念不忘。他说这就讲给我听，事情是这样的：
小时候，我的家住在勒阿弗尔，并不是有钱人家，也就是勉强度日罢了。我的父亲做事很勤奋，每天很晚才从办公室回来，挣的钱不多。我还有两个姐姐。
我的母亲对我们拮据的生活感到非常痛苦，常常找出一些尖酸刻薄的话，一些含蓄恶毒的责备话发泄在我父亲身上。我可怜的父亲这时候总会做出一些手势，叫我看了心里十分难过。他总会张开手去摸一下自己的额头，好像抹去那些根本不存在的汗珠，并且总是一句话也不回答。我能体会到他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
那时家里样样都要节省，有人请吃饭从来都不敢答应，以免回请。买日用品也是常常买减价的日用品和店铺里铺底的存货。姐姐们通常都是自己做衣服，买十五个铜子一米的花边还常常要在价钱上争论半天。我们日常吃的是肉汤和用各种方式做的牛肉。据说这样卫生且富有营养，不过我还是喜欢吃别的东西。我要是丢了纽扣或者是撕破了裤子，一定会被狠狠骂一顿。
尽管如此，每个星期日我们都要衣冠整齐的去防地坡上散步。我的父亲穿着礼服带着帽子套着手套，让我的母亲挽着他的胳膊。我的母亲也会打扮得五颜六色，好像万国旗的海船。姐姐们总是最先打扮整齐，等待着出发的命令，可是到了最后一刻，我们总会在一家之主的礼服上发现忘记擦掉的污点。于是，就赶快用沾了汽油的旧布来将它擦掉。我父亲头上便顶着他的大礼帽，只穿着背心，露着两只衬衫袖管，等着这道工序做完。在这个时候，我的母亲就会架上她的近视眼镜，脱下手套，免得弄脏它，忙的不亦乐乎。
之后，全家便很隆重的上路。姐姐们挽着胳膊，走在最前面，她们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所以父母便常带她们出来叫城里人看看。我在我母亲的左边，我父亲在她右边。我现在还记得我可怜的父亲在星期日散步时那种郑重其事的神情：他挺直了腰杆，伸直了腿，迈着沉重的脚步向前走着，仿佛他的态度举止关系着一桩极端重要的大事。
每个星期日，只要看到那些从辽远陌生地方来的大海船开进港口，我的父亲就要重复那句从未变过的话：“唉！要是于勒在这条船上那该多叫人惊喜啊！”
于勒是我父亲的兄弟。我的这个叔叔从前是家中的一个祸害，后来则成为全家唯一的希望。我从小就听到大人们谈论他，对他熟悉到好像只要一见面就能马上认出他来。他没到美洲之前的生活情况我全知道，甚至连一些细枝末节的事都一清二楚，尽管家里人谈起他这段时期的生活时总是压低了声音。他大概品行不好，也就是说他曾挥霍掉家中一些钱财。对穷人家庭来说，这可是一种最大的罪行。在有钱的人家里，一个人吃喝玩乐顶多算是荒唐、干蠢事，人们谈论起来也只是淡淡地一笑，说他是个花花公子而已。而在穷苦人的家庭里，一个小伙子如果把父母原有的一点家产也糟蹋掉，那可就是一个坏蛋，一个无赖，一个大逆不道的人了。这种区别还是有道理的，尽管是同样一回事，但行为的严重与否是要看它的后果的。
于勒叔叔除了把他自己应得的那份家产挥霍得一干二净之外，还使得我父亲原指望得到的那部分也化为乌有了。于是人们按照当时的习惯，将他送上一条从勒阿弗尔开往纽约的轮船，让他到美洲去了。
他一到美洲，就做上了一种说不出名头的生意，并很快来信说他已赚了一点钱，希望能够补偿他对我父亲造成的损失。这封信在我们家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于勒，这个被人们认为毫无用处、一文不值的人，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男子汉，一个无愧于达弗朗舍家族的好子弟，像所有达弗朗舍家族成员一样诚实可靠了。
此外，还有一位船长告诉我们，说于勒已租下一个很大的店铺，正从事一桩重要的买卖。两年以后他寄来了第二封信，信上说：
我亲爱的菲力普，我写信给你是希望你不要为我的健康担心。我的身体很好，生意也很顺利。明天我就要动身到南美洲去做一次长途旅行，我也许好几年不给你写信。如果我没有写信给你，你也不必挂念。我一发了财就会回到勒阿弗尔，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后来，这封信成了我们全家的福音书，时时刻刻拿出来读，一有机会就拿出来给人看。果然，后来的十年里于勒叔叔的音信杳然。但我父亲的希望却随着时间的增长越来越大。我的母亲也常常叨咕：“等到好心的于勒一回来，我们的处境就大不相同了。他可是个有本领的人。”
于是每个星期日，只要看到那些向天空吐出袅袅黑烟的大轮船从天边驶过来时，我的父亲总是重复他那句没完没了的老话：“唉！要是于勒在这条船上那该多叫人惊喜啊！”
家里人眼巴巴地盼望着，就如同看到他挥动手帕在叫着：“喂！菲力普！”
于勒要回来，这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毫无疑问。对他的归来大家拟定了上千个方案，甚至计划用叔叔的钱在安古维尔附近购置一座小小的别墅。我不敢肯定我的父亲是否已经就这件事与人着手商谈过。当时我的大姐已经二十八岁，二姐也已二十六岁，她们都还没有结婚，这成为我们全家的大心事。后来总算有一个看中我二姐的人上门来了。他是一个公务员，并不富有，但人还过得去。我总相信，这个年轻人最后之所以不再犹豫，下定决心向我二姐求婚，是由于一天晚上我们给他看了于勒叔叔的信的缘故。
我的父母赶紧接受了他的请求，并且决定婚礼之后，全家一起到泽西岛去做一次小小的旅行。泽西岛是穷人们最理想的旅行地点。这个小岛是英国的属地，路程不算远，只要乘轮船渡过海就到了。因此一个法国人只要走上两小时的海路，就能来到邻国的土地上，领略一下另一个民族的风光，并且可以观察一下在大不列颠国旗覆盖下面的这个岛上的风俗习惯，据言谈爽直的人说，那里的风俗习惯是相当不好的。
就这样，到泽西岛的旅行成为我们日夜思念的事情，我们唯一的期待，我们念念不忘的梦想。
终于等到了动身的那天。这一切如今想来就如同昨天的事情一样：生火待发的轮船靠在格朗维尔的码头上；我父亲慌慌张张的，正监督着把我们的三个包裹搬上船；我母亲忧心忡忡地挽着我那还没有结婚的大姐的膀臂——自从我的二姐嫁出去以后，我的大姐就有点失魂落魄似的，如同鸡窝中剩下的唯一一只小鸡；走在最后的是一对新婚夫妇——我的二姐和她的丈夫，他们总是落在后面，弄得我不得不总是回头去看一下。
汽笛响了。我们已登上船。轮船缓缓地离开防坡堤，在平静得如同绿色大理石桌面的海面上向前驶去。看着海岸逐渐逝去，大家都兴高采烈，就像所有难得出外旅行的人一样，又快乐又得意。我的父亲挺着礼服下面的肚子。礼服是当天早晨家里人仔细擦拭过的，所有的脏斑都擦掉了，这时还散发着一股汽油味，这是每次出门时都能闻到的。往常，只要一闻到这股气味，我就知道星期日到了。
就在这时，父亲忽然发现有两位先生正在请两位衣着入时的太太吃牡蛎。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老水手用小刀撬开牡蛎壳后，递给这两位先生，这两位先生再递到两位太太面前。两位太太的吃法很别致：她们先把牡蛎放在一方精致的手帕上，然后伸进嘴去吮吸，这样就不致弄脏衣服。她们轻轻一吮，吸掉了牡蛎的汁水，随手把壳扔进海里。我的父亲肯定被这一幕打动了：在行驶的海船上吃牡蛎，这可是一件高雅的事情。他觉得这一行为既有派头，又优雅，于是走到我母亲和我的两个姐姐面前，问她们道：“想不想让我请你们吃牡蛎？”
我的母亲有点犹豫，原因是怕花钱；但我的两个姐姐马上就接受了。我母亲气吁吁地说：“我怕伤胃。你只买给孩子们吃好了，不过不要太多，不然你会让她们生病的。”然后转过身来对着我，又说了一句：“至于约瑟夫，他就不要吃了，不要宠坏孩子。”
如此，我只好留在母亲身边，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满腹委屈。我的眼睛跟着我的父亲，看着他郑重其事地领着两个女儿和女婿走向那个穿得破破烂烂的老水手。
先前的那两个太太已经走开。我的父亲比划着教两个姐姐怎样吃汁水才不会流出来。他甚至要吃一个做样子给她们看。他刚刚试着学那两个太太的样子做个示范，结果牡蛎的汁水立刻就溅在他的礼服上。于是我听到我的母亲咕哝着说：“还是安分一点好。”
好像是突然之间，不知何故我的父亲好像不安起来。他从卖牡蛎的人身边走开几步，眼睛盯着挤在那里吃牡蛎的女儿女婿，忽然又朝我们这边走来。他的脸色好像非常苍白，眼神也非同寻常。他低声对我母亲说：“真奇怪，这个卖牡蛎的人怎么这么像于勒？”
母亲一下子弄不明白，愣在那里，问道：“哪个于勒？……”
父亲说：“这……就是我的兄弟啊……要不是我知道他在美洲有很好的生活，我真要以为就是他了。”
母亲也慌张起来，结结巴巴地说：“你疯了！既然你明明知道不是他，为什么还要说这种蠢话？”
但是父亲还是坚持说：“你去看看吧，克拉丽斯，还是你自己去亲眼看一下好，看看到底是不是？”
母亲站起来，走到她的两个女儿身边。我也注意起这个人来，他又老又脏，满脸皱纹，眼睛一直不离开手里的活儿。
我的母亲回来了。我看见她有点哆嗦。她脱口便说：“我看就是他。你去到船长那里打听一下情况吧，要特别谨慎，免得让这个无赖再次缠上我们。”
我父亲随即去找船长，我也跟着他。我心里觉得非常激动。
船长是个又高又瘦的人，蓄着长长的颊髯，正在驾驶台上散步。他那神色凛然的样子，就好像正指挥着一艘开往印度的大邮轮。我父亲彬彬有礼地走上去和他攀谈起来，一面说着一些恭维的话，一面有一搭没一搭地向他提出一些有关他职业上的问题，比如泽西岛的重要性啊，它出产什么东西啊，有多少人口啊，风俗习惯如何啊，土地性质怎样啊，等等。别人听上去还以为他们谈的至少是有关美利坚合众国的问题呢。
后来，他们终于谈到我们搭乘的这艘“快捷号”，话题很自然地就转到船员身上，最后我的父亲含糊不清地问道：“您的船上有一个卖牡蛎的老头子，样子很叫人怜悯，您知道一点他的底细吗？”
船长对这番谈话终于感到不耐烦了，冷冷地回答道：“这是个老流浪汉，法国人，是我去年在美洲发现把他带回国的。他好像在勒阿弗尔还有亲属，但他不愿回到他们身边去，因为他还欠他们的钱，他的名字叫于勒……于勒·达尔芒舍或达尔旺舍，总之和这差不多的姓。听说他在美洲时还阔绰过一段时间，但现在您看，他沦落到了这步田地。”
我父亲的脸色突然间变得苍白起来，喉咙也哽塞住了，眼神惊慌不安，他勉强说道：“噢！噢！很好……太好了……对这一切我并不感到吃惊……我非常感谢您，船长。”
说完他就走开了。那个船长有点困惑不解，怔怔地望着他离去。
他又回到我的母亲身旁，脸却吓得变了样子。母亲赶紧对他说：“你先坐下，这样人家会看出来的。”
他瘫坐在长凳上，嗫嚅地说：“是他，正是他，一点没有错。”
接着他又问道：“我们怎么办呢？……”
我母亲马上说：“得让孩子们离开他。既然约瑟夫全知道了，就由他去把他们找回来。要当心，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女婿起疑心。”
父亲好像吓呆了，嘴里咕哝着：“真是意想不到的祸事啊！”
母亲显然是发怒了，她气狠狠地说：“我早就料到这个贼骨头做不出好事来，迟早又会成为我们的累赘的！倒好像达弗朗舍家的人能给人什么指望似的！……”
父亲又举起手掌在额头上抹一下，就像平常受了妻子责备时那样。
母亲又吩咐说：“把钱给约瑟夫，让他马上去把牡蛎钱付清。要是让这个讨饭的认出来就倒霉透了，那样一来船上就有热闹看了。我们到对面船头去，不要让这个人靠近我们！”她说完站了起来。父亲给了我一个五法郎的银币以后就赶紧和母亲一起走开了。
我的两个姐姐正在奇怪为何父亲迟迟不来。我告诉她们说妈妈有点晕船，随即问那个卖牡蛎的：“我们应该付您多少钱，先生？”
其实，我真的很想喊他“叔叔”。
他回答说：“两个半法郎。”
我把五法郎的银币交给他，他把找的钱给我。
我注意到他的手，那是一只布满皱纹的穷苦水手的手；我又注意他的脸，那是一张衰老艰辛的脸，满面愁容，疲惫不堪。我心里想：“这就是我的叔叔，我父亲的兄弟，我的亲叔叔啊！”
后来，我留下半个法郎给他做小费。他感谢我说：“上帝保佑您，年轻的先生。”
他说话的语气完全是一个穷人接受施舍时的那种腔调。我猜想他在美洲时一定要过饭。我的两个姐姐打量着我，看我这么慷慨惊得有点呆住了。当我把余下的两个法郎交还我父亲时，我母亲诧异起来，问道：“吃了三个法郎？……这不可能。”我用坚定的语气说：“我给了半个法郎的小费。”我的母亲吓了一跳，瞪着眼睛看着我说：“你疯了！拿半个法郎给这个人，给这个乞丐！”她本来还要再说下去，由于我父亲对她使了个眼色，示意她注意女婿，她才停住了。后来大家都没有再说话。
在我们的对面，一块紫色的阴影出现在天际，仿佛从大海中钻出来似的，这就是泽西岛了。当船靠近防坡堤的时候，我心里产生一股强烈的愿望：想再看一次我的叔叔于勒，到他的身边，对他说一些温暖的、安慰他的话。但他已经不见了。由于不再有人吃牡蛎，这个可怜的人肯定已回到他住的那个又脏又臭的底舱去了。
为了避免再遇到他，我们回来时特地换乘了另一条“圣玛洛号”船。一路上，我的母亲愁肠满腹，坐立不安。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父亲的兄弟！今后您可能还会看到我有时候要拿一个五法郎的银币给这些流浪汉，原因就在于我的叔叔于勒。
